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生命健康是人民利益的基本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人民的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如一地重视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

建党初期和长征时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转入农村后，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由于战争频发，伤病人员激增，再加上敌人的围剿封锁，使得根据地药品缺乏。为保障红军人员健康，保存红军战斗力，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高度重视医药卫生的发展，创建中西医医疗医院、中医部、药库等，并动员中医医生和药剂师到传教士建立的医学院和医院中学习。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明确要求各军事政治机关要尽最大努力健全卫生机关，加强组织体系建设为完善卫生管理机构。1931年中央执委会第一次全会讨论通过《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在中央政府内务部下设卫生管理局统管苏区卫生工作。同年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中央红军护士学校和军医学校。1932年创办中医药训练班。建立药房和制药厂也是红军医疗部门的重要工作。1928年5月红军在永新现成设立最早的红军药材库，此时很少使用西药，多用中草药治疗伤病员。为解决药品极度缺乏的情况，在根据地自采中药，先后开办药厂，研制剂型，弥补西药供应不足。1932年，在瑞金建立了一个小型制药厂，初期从大黄、樟脑、薄荷等中提取混合物，用酒精配制急救药水等，逐渐可以采用当地中草药制成药膏、水剂和丸剂。在苏区时期，柴胡、车前草、常山、龙胆草等，被加工制成各种膏、丹、丸、散，满足了战时治疗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结合中国实际，开始建立比较完善的医疗体系，极大提高伤病员的生存率和康复率。随着红军主力部队的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医药卫生工作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困难。

长征被誉为“地球上的红飘带”，这不仅是中华民族气吞山河的伟大壮举，更是人民军队光辉灿烂的英雄史诗。长征期间，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爬过皑皑雪山、跨过茫茫草地。失去根据地依托红军部队，药品主要靠缴获或购买来解决。随着红军部队的不断深入前进，进入人烟稀少地区，补给医疗物资越发困难，加上频繁的战斗，广大红军战士伤病率增加。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方针，发挥聪明才智、克服重重困难，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就地取材，采集中草药为伤病员疗伤治病。挽救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增强了革命队伍的战斗力，为长征取得最终的胜利提供坚强的医药保障。

1936年底红军到达陕北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医疗卫生仍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军队面临的一个关系军心民心的重要问题。根据地医疗卫生严重缺乏，但是战伤和疾病却经常发生，为了保障红军战士和群众的身体健康，保障军队的战斗力和稳定军心，必须想尽办法治疗战伤和疾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央系统、军队系统和地方系统的医疗卫生体系。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加强医疗卫生建设，也是保障边区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方面。充足的劳动力，是边区开展边区建设的基础。

国内战争的影响，卫生工作的出发点和主要目的都是服务于战时。苏区时期的医药体系为红军长征期间，医药团队发挥积极作用，奠定坚实基础。红军到达陕北后虽然医疗团队减员严重，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医疗系统仍在有效运转，这不仅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为抗日战争的医药救护提供宝贵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社会改造，虽然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但边区人民不断受到疾病的困扰，增加了根据地对医药卫生的需求。发展药学事业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根据地医疗卫生问题的重要途径。以实践需要为导向，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军队卫生部门以顽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分别办起制药厂和卫生材料厂，包括八路军制药厂、光华制药厂、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和利华制药厂等。

1938年，为解决边区和前线我军迫切需要的救护药品，八路军总部卫生部在陕西赤水筹建了八路军卫生材料厂。这是中共和人民军队创建的第一个制药厂，设有生产酊、水、油膏、注射剂的西药部；生产丸、散、膏、片的中药部及卫生材料部。药厂投产三个月，就生产出10多种针剂、片剂和20多种片、膏、丹等中成药及药棉、纱布等。1940年制药厂设立研究室，主要用于承担药品鉴定和新药品研制工作。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建立光华制药厂，主要开发边区中草药，精制中成药，并对中国医药学进行科学的综合研究与改造。该厂就地取材，以科学方法提取有效成分或采用中医的经验方剂。药厂设有制药间、研究间、捻药间、丸药间、干燥间、包装间、提炼间等，组织机构比较健全，共计可制80余种药品，包括清胃散、胜利茶、退热散、八路军行军散、关节丸、保婴丹等，这些药物治疗范围极广，解决了边区药物缺乏的困难。1941年为进一步研究医药工作，光华制药厂与卫生部一大，合作成立中西医研究室，专门研究医药生产及用途。

1939年，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和一二九师制药厂合编组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卫生材料厂，驻扎于山西省武乡县。1942年1月，该制药厂定名为利华制药厂，取“有利中华”之意。1947年9月迁移至平定县药林山，1949年3月迁往北京，即北京制药厂（双鹤药业）的前身。太行山区野生药材种类繁多、数量充足，其中柴胡作为消炎、增强免疫机能和抗病毒的重要药物，一直被八路军使用。但传统的口服方法见效慢、不易保存运输，难以适应战时的应急需要。1941年，利华制药厂将柴胡制成针剂命名为“瀑澄利尔”，确认效果良好之后，这种针剂被正式命名为“柴胡注射液”。柴胡注射液的诞生，给前方将士和根据地军民带来了福音，在太行山区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众多受伤的八路军战士重返前线提供了强有力的医疗保障。柴胡注射液的创制成功实现了我国中药针剂零的突破。新中国成立后，柴胡针剂的生产逐步走上规模化、工业化发展的道路。

1940年2月成立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是边区政府为改进边区医药及卫生材料之供给，为使中药科学化，以代替难以购买的西药而设立的。该厂药草主要来源于本地土产药材，该厂不仅能够中药西制，还能由中药中提炼醇剂及膏剂。

边区在开展中药实践研究的同时，注重开展中药研究的经验交流，1945年5月2日《抗战日报》对中药西制方法进行了经验交流，号召各地医药界共同研究。边区创办的制药厂，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边区军民提供了大量的药品，缓解边区药品匮乏的状况，而且为边区及新中国的药品制造业奠定了基础。即便在国共两党军事和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放松对医疗卫生和人民健康的重视，始终把医疗卫生和人民健康作为工作重点。1946年10月《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自治宪法草案》明确规定“改进环境卫生，预防疾病传染，推广医药设备，发展体育运动，以增进人民健康，增加人口繁殖。”1947年，光华制药厂撤离延安随军转战陕北，为解放战争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注重药学发展为革命服务，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做法，成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发展药学事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发展药学事业不仅是对人民生健康的坚持和坚守，也为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保留了希望的火种。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当时的中国，大战甫定，人心未安，百废待兴，药品稀缺，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各种流行性疾病时有爆发。

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的卫生工作方针，明确指出了医疗卫生要为谁服务的问题。我国卫生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服务，保障人民的健康是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只有坚持医疗卫生为工农兵服务，才能更好的促进生产，为生产服务，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同工农兵群众结合，培养无产阶级思想，才能进一步实现思想的革命化转变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我国学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同样卫生部也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集中在城市，导致城乡之间在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上存在很大差异。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卫生建设问题、农民的身体健康问题则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针对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合理、乡村卫生发展落后的情况，对中央卫生部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示中提到要切实地“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平衡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农村的医疗卫生力量必须为农民服务，城市的医疗重点也要向农村转移，着力解决农村长期以来农村缺医少药的困境。

卫生工作还应为工人和军人服务。工人在人数上是仅次于农民的，他们同样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力量。“兵是武器了的工农，是国防建设的基本力量，没有它，生产建设与和平生活就无从获得保障。”因此，促进我国医疗卫生建设，必须保障工人和军人队伍拥有健康的体魄。

1953年“一五计划”伊始，中国共产党针对我国医药行业落后的情况，借助苏联援建我国的医药卫生专家，先后建立了新华制药、东北制药、太原制药与华北制药，并称为“建国初期四大药厂”，在此期间医药工业建设着重面向抗生素、化学合成特效药和相关化学中间体的合成及制备方向发展，这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有效缓解了当时药品匮乏的现状。

新华制药厂前身是山东敌后抗战区为解决战场急救药品紧缺问题于1943年建立的18人制药小组，随着人员不断地扩充壮大，胶东军区卫生部于1944年正式将制药组命名为“新华制药厂”，其后几经搬迁从胶东抗日根据地迁址至淄博，距今已有77年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建国初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我国的医药领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成功创造了多项第一，其中包括：第一台防腐蚀搪玻璃反应罐的研制成功，第一个自主设计合成药物非那西汀成功投产，第一条化学原料药生产线的成功建立。这些创造不仅为我国新药的合成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化学制药开始进入产业化生产时代。黑热病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流行的寄生虫病，经统计1951年我国的黑热病患者人数已达到53万，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因此不断推进黑热病的防治工作。新华制药积极响应号召，并成功研制出特效药“斯锑黑克”，该药物能够有效治疗黑热病，因此我国于1960年成功消灭了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黑热病。除此之外，新华制药还不断突破创新，开展针对解热镇痛类药物的研发，陆续研制出阿司匹林、安乃近、氨基比林等药物，成为了我国最大的解热镇痛药生产和出口基地。

东北制药厂前身为“东北卫生技术厂”1946年由东北联军在佳木斯创建，1949年为建设我国制药工业基地，将其与石家庄、大连、上海等地制药厂整合并迁址沈阳。通过不断发展，东北制药成为了我国最大的化学合成及生物发酵制剂产品的制药企业之一，同时也肩负我国医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此外，在建国初期东北制药总厂还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并援建了朝鲜2家企业。同时，还参与建设国内包括华北制药在内的几十家制药企业，为我国制药行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通过不断开拓进取，1955年东北制药建成第一个化学合成抗生素合霉素车间，并成功投产使用。1958年，化学工业部在京召开厂长会议，提出“苦战三年, 改变医药工巢的面貌”的倡议。东北制药厂积极响应号召，刻苦钻研，首次获得维生素A、维生素C、氯霉素、磷霉素钠、丙炔醇、盐酸金刚烷胺、化学全合成盐酸黄连素、吡拉西坦、头孢噻肟钠等药物，不仅改善了我国药品数量短缺的现状，同时还及时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用药需求。

建国初期，由于西方国家对于抗生素类药品的封锁，青霉素药物价格飙升。国内面临抗生素需求大，资源短缺的供求不匹配情况，因此建立我国具有自主生产抗生素药物的药厂迫在眉睫。为此，中国共产党针对此现状，在“一五”计划期间建立太原制药厂与华北制药厂。太原制药原名太原磺胺厂，是我国由苏联援建的医药工业四个重点工程项目之一。该厂于1954年开始筹建，并于1958年建成后更名为太原制药厂，是我国重要的磺胺药物基地，其主要生产包括磺胺噻唑、磺胺眯氨苯磺胺等磺胺类药物。基于磺胺类药物具有广谱抗菌、性质稳定、产量大、品种多、价格低等优点，并且能够满足建国初期抗菌药物匮乏情况。通过积极地研发，太原制药厂还在国内首次研制出第三代喹诺酮类广谱抗生素“诺氟沙星”（氟哌酸），被誉为“诺氟沙星鼻祖”。除此之外，太原制药厂拥有制备维生素C、氯霉素、环丙沙星等原料药及280多个制剂药品的雄厚实力，为建国初期的药物产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华北制药厂肩负“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医药工业更艰巨的任务。1953年6月，华北制药厂开始计划从苏联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引进抗生素厂、淀粉厂以及药用玻璃厂三个重点项目，并先后于1955-1956年开始实施建设，三个项目均在1958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在“菌种皇后”陶静之的带领下，我国实现了拥有自主选育青霉素菌种的能力，结束了青霉素全部依靠进口的历史，并研发出发酵单位更高的菌种，让苏联专家眼中的不可能变为可能。通过科研人员的艰苦攻关，探索菌种选育和发酵、提炼的工艺条件优化，华北制药还筛选出了10个高产低耗新菌种青霉素。随着国产青霉素的投产使用，迅速带动了国内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极大满足了人民健康的需要。此外，科研人员还通过不断努力并首次培育出我国第一株链霉素和土霉素菌种，通过不断地研发和生产，迅速跻身国际抗生素生产水平先进阵营。

1964年，越南战争爆发后，耐药的恶性疟疾流行，导致双方部队非战斗性减员，拥有抗疟特效药，成为决定美越两军胜负的重要因素。美国不惜投入大量财力人力，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最终也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中国在越共的请求下开始在军内开展抗疟药的研究，制定了《523抗疟计划》开展药物的研制。1969年，北京中药所加入该计划，屠呦呦担任组长，在众多实验效果不佳后，她受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一书“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描述的启发，开启了青蒿素研究的新大门。青蒿素的发现，对于治疗疟疾具有重大意义，说明党领导下的中国药学发展政策是正确的。1971年2月，周恩来总理发表重要讲话，要求“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相互结合，共同提高，逐步达到融会贯通，实现毛主席指示的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伟大理想。”

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人民卫生事业，药学事业在新时期的医疗卫生领域，仍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药学事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高度关注民生，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领导全国人民，不断探索推进医药卫生改革。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调深化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让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健康产业是集“医、药、养、游”于一体的产业，《“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从“优化多元办医格局”、“发展健康服务新业态”、“促进医药产业发展”方面擘画了我国健康产业发展新蓝图。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再次证明，保障人民健康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治理效能的充分彰显，而有效防控疫情的关键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尊重科学，科学防控”是此次抗疫成功的关键。在疫情发生后的短时间内，医药工作者不畏艰险、刻苦攻关，药政监管部门打破制度藩篱、改革创新、加快审评速度，促进抗新冠药物研发。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更直观地认识到公共卫生健康的重要性，国家将更加重视卫生健康事业，加大投入，从改革医药政策制度、强化医药科技开发着手，制定国家长远、系统的健康发展规划。

结语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人民的生命健康，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进行了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负责和担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药学事业的重要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敢于肩负起国家药学发展的重任，潜心科研，勇于攻关，为守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不懈努力。